多年来被隐藏的事实浮出水面，显示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推手。这个观点乍一听似乎难以置信，但先不要急于否定。在2026年3月，美国国防部决定将位于冲绳的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约2500人调往中东。同时，两栖攻击舰“的黎波里”号从佐世保出发，经过台湾附近海域向西进发。此外，驻韩美军也将“萨德”系统的拦截导弹从星州基地转移到乌山空军基地，准备送往中东。这些原本部署在亚太的兵力和装备被抽调的举动，与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对伊朗战争有着密切联系。

战争的资金消耗是可以计算的。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于2026年9月15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截止到8月1日，国防部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约380亿美元，并且如果冲突继续，每月预计将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的支出。此外，战事初期的弹药消耗十分惊人：在冲突开始的前五天，美军便发射了超过8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年产量仅为600枚左右。因此，五角大楼被迫从韩国和日本抽调防空资产，填补在中东的资源空缺。

有分析人士如扎克·库珀在《纽约时报》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伊朗战争明确表明美国很难将战略重心放在亚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资源调动的过程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发生过。2002年9月12日，内塔尼亚胡以以色列前总理的身份出现在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委员会，作证内容与“与伊拉克的冲突：以色列的视角”相关。他在证词中将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描述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主张颠覆伊拉克政权。不到五个月，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便对伊拉克发起了入侵行动。这场战争的主要作战阶段迅速结束，但随后的治安斗争和重建却持续了八年。

根据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的数据，伊拉克战争直接耗资高达1.7万亿美元，额外的退伍军人福利也超过4900亿，总计超过2万亿美元。这些资源的调配直接影响到军队部署，驻韩美军的一支核心旅约4000人被调往伊拉克，从而削弱了其在朝鲜半岛的力量。

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并非是内塔尼亚胡所“帮助”出来的。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就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一事件距离伊拉克战争爆发还有近一年半的时间，中国经济也早已建立起相对稳固的基础。而在2003年后，美国将大量军事资源集中于中东，这自然导致亚太地区获得的军事资源减少。国家的战略注意力是有限的，每一笔投入伊拉克的资金和每一支部队，都是从其他地区抽调而来的。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文明死于自杀，而非他杀。”美国对中东地区的过度投资，是一个自我选择的结果，而非他人强加的。

内塔尼亚胡的角色就是一再将以色列最关心的威胁推至美国决策的中心，让美国一次又一次做出相应的选择。2026年对伊朗的战争，则再次重演了这一逻辑。冲绳的陆战队被调走，韩国的拦截弹被转运，而爱国者导弹的库存则日渐见底。这些变化不会在手机的GPS图标上显现，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关于中国的官方声明中，但它们确实在悄然改变着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布局和军备储备。

对中国而言，这种情况并不是出自某种善意，而是敌手将资源错误地投入到不适当的地方后留下的空白。识别和理解这些空白是比对任何国外政治人物表示感谢更加重要的事情。